1950年一名女特务被逮捕入狱，身份曝光后引起惊动，她究竟是谁？

门口的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钢印旁放着一只木柄图章。1950年的一个白昼，重庆市军管会值勤处来了位穿红衣的“女子”，站定后只说了一句“我是来自首的。”

她被带进审讯室，灯光偏冷。问到姓名时，她报出“王琼”。稍后，又加了一句更令在场人停笔的话“我是男性。”

此前一年，北平和平解放。按王琼其后供述，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因语言与写作见长，被国民党保密局物色，从事秘密情报。

彼时的重庆仍在国统区。他被派来接应残余关系网，以“女装掩护”为外随身手段，化名行动，尽量避开排查与盘问。

再往后，1949年冬天，重庆解放。联络电台沉寂，上线失踪，联络口令等不到回音；他多次试发电报，均未取到确认。

转年初，他注意到报纸上不断刊登“坦白从宽”的通告，也见“自首登记”的具体流程。失去组织的指令，他开始权衡去留。

据其笔录描述，女装并非一时权宜。他接受过形体与发声训练，并长期使用雌激素类药物以弱化男性特征，这些药物在解放后日益难以补给。

药物将尽，掩护摇摇欲坠。他大概意识到，一旦恢复原貌，之前的伪装与通联轨迹将成为风险源。选择走向军管会门口。

军管会的登记流程其实并不复杂。先记姓名与来由，再转交审查小组核对线索。那会儿的笔录里，常能看到“来自首，自述”为行首词。

王琼的“自述”里兼有策略与个人境况。他不隐瞒训练细节，也交代接触对象与安全屋位置，但对关键上线只给出绰号与模糊住址，称已无法核对。

回到审讯室这个瞬间的对照一边是旧制度下的伪装术，一边是新政权的档案与程序。外表与身份隔着一条桌面，却在同一页纸上被并置。

经当场核查与随后的体检，记录确认其生理性别为男。参与记录者在页角做了注记，用词谨慎，没有渲染。

据当时报刊的报道与会议简讯，1950年起的“镇反”与“自新”动员把王琼列为“典型”。他被安排到重庆的多场大会发言，劝降旧部，劝其“自新”。

对照来这种公开亮相与他此前的潜伏训练正相反。过去靠隐藏求生，此后要站上台面，用可见的身份去完成一份政治动员。

更确切地宽与严并行才是那段时间的常态。政策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设自首窗口，也推进反特清查，程序化地合围潜伏网络。

其后，王琼的材料被收入安全部门的学习册，作为“伪装案例”。据当时学员回忆录，册中着墨在“化装与心理”两项，提醒侦察与甄别要抓细节。

但关于他“北大就读”的学籍与“长期注射雌激素”的处方来源，目前未见公开可查的一手档案。有研究认为，这两条多半出自笔录与个别口述，仍存争议。

反过来能被交叉印证的，是时间与机构节点1949年重庆解放、1950年军管会接管与登记、自新大会的组织流程，这些都有报刊与地方档案旁证。

据此，我们更容易把握因果链条联络中断与补给枯竭，推动他失去行动能力；政策的宽严信息，提供了退出的路径；自首之后的公开化，则完成了从“隐”到“显”的转向。

城市也在转向。江岸的哨卡撤下沙袋，军管会逐步移交地方政府。很多人换了身份，有人改行，有人入狱，更多人选择沉默。

王琼并不神秘。他的故事更多是制度与个体相互挤压的产物，在缝隙里求存，再被时代的手搬上台面，成为一个可被示范的“案例”。

等到风声渐稳，他的名字在报上也少了。典型常常被下一个典型取代，叙事继续，人物退场。

末了再想起那本登记簿。纸边磨损，页脚有汗渍与墨点。有人在其上写下“自首”两字，既是结局，也是一种开始。

就王琼而言，他在那一天做的选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至于更远的去向，材料不多，谨慎起见不妄加推断。

若把那件红衣看作一个符号，它连接起两端一端是隐匿，一端是公开。历史有时就靠这样的小物，提醒我们人和制度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