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女装变：回鹘装俏、衣裳变宽、妆容怪，诗派风格藏其中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风貌。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

通过文化的另一个视角——服饰，探求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能够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一)回鹘服

回鹘服主要流行于中晚唐时期。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前身，是少数民族的强势政权之一，一直以来与唐朝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安史之乱时期，李亨得到了回鹘的帮助，更加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使得回鹘的习俗也逐渐渗入到了中原文化中，而回鹘服在中唐时期能够盛行，与唐朝和回鹘的良好交流不无关系。

回鹘服尤其在贵妇和宫廷妇女中流行。回鹘服华丽鲜艳，配饰极尽装饰，与中唐时期，人们还沉浸在安史之乱所带给的伤痛的气氛格格不入。

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回鹘习俗因为交流频繁在中原地区的渗入，也与唐朝妇女寻求独立地位的思想观念有关系，唐朝妇女个性独立，对于外来文化有着敏锐的嗅觉，并敢于学习与吸收，充分显示出有唐一代包容兼俱的特色。

(二)女服样式向宽博化的转变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中唐和盛唐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尚。盛唐时期，胡服的盛行，一方面是中原与胡人密切交流，胡文化在服饰上的逐渐渗透，加之唐朝始终持有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的产物。

另一方面，胡服大多为窄衣衿袖，对于女性来说适合劳作与活动，使得胡服适用于这种劳动需求而盛行起来。中唐对于胡服的摒弃，衣袖向宽博化的转变，都体现出了在这个时代在服饰上装饰化的倾向。

(三)时世妆

在妆容上，中唐时期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变化。有唐一代，妆容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

初唐时期较为朴素，化妆仅涂粉、描眉，盛唐时期则展现出国家处于鼎盛时期兼容并受的状态：着胡妆的妇女眉间有黄星花钿，颊边作二星月牙样子或更在二颊间加两小点胭脂，与胡服配成一套。着裙装的妇女，多长眉细目，高髻插小梳，三五不等。

而元和时期的妆容则体现出一种怪异之风，这种妆容在白居易的《时世妆》中就有叙述：

“时世妆.......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整个妆容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又叫做“啼妆”:不施朱施粉，以乌膏注唇，作八字眉，赭面、圆鬟、无鬓、堆髻，白居易发出了“非华风”的感叹。

而这种妆容与中唐时期盛行的回鹘服相匹配时，更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具有病态美妆容的出现，反映出中唐时期人们对于朝政的失望，失去了盛唐时期昂扬向上的积极乐观，反映在妆容上则体现出一种颓废的病态美。

此外，盛唐各式各样的配饰、发髻样式、妆容样式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国家在经历安史之乱后走向了下坡路，妆容所体现出的美也出现了消极的色彩。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自陈子昂确立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歌走向后，加之张若虚等人的对诗歌意境的创造，终于成就了健康瑰丽的盛唐诗歌。

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走向了下坡路，成为盛唐和中唐的分水岭，而诗歌也失去了盛唐“神来、气来、情来”的气质，而转向了另一种风尚，仿佛由少年情怀转向了精神风韵。

这个时期的诗歌开始追求高情、丽辞、远韵，开始在诗歌里表现孤淡闲远的情绪特征，追求意象的省静。这个时期主要探求诗的艺术形式，而对于诗歌内容的探索，则要交给之后的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的元白诗派。

韩愈、柳宗元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的散文理论主张，在诗歌上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却出现了尚怪奇的特色。首先，以韩愈为代表的韩孟诗派或是选取世俗生活中不常有的事物，将其引入诗歌，或是将事物进行变形，使其变得怪异奇特。

其次，他们在作诗时加入了自己奇特的想象，选取能够产生强烈对比的色彩，选材怪僻、构词异样。此外，韩愈还以文为诗，打破诗的原有节奏，以散文化的句式入诗，这种散文化的句法入诗，不仅打破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使得诗歌打破了“诗缘情”的传统，使得诗歌带有了更多叙述和议论的色彩，将高度浓缩的情感跳跃变为平白直叙的铺陈。

另外，韩愈在古文运动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理论主张也将其运用在诗歌中，使得他们的诗歌也充满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他的诗歌也只是书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使诗歌出现了尚主观的倾向。韩孟诗派的创作，使得诗歌既不像是盛唐诗歌讲求意境的创造，也不似中唐诗歌崇尚冲淡闲远的情趣。

这种尚怪奇、尚主观的风尚的产生并不是没有原因，它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时世妆为例，时世妆的妆容不同于盛唐时期的妆容，盛唐时期的妆容以“红妆”为主，此妆容主要由铅粉和胭脂为主，而到中唐，则开始流行“腮不施朱面无粉”的妆容，与先前的流行异趣，而且喜用乌膏注唇，流行八字眉，使得妆容更加的怪异。

而回鹘装的流行，则又在潜意识里体现出妇女对于强势权利的崇拜心理，以至于在选择服装样式时更加的带有主观色彩。

另外，中唐对于“胡化”的排斥，服饰向中原传统的复归，都其实是他们民族心理的作用，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韩孟诗派的尚怪奇、尚主观的诗歌特色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完美的契合关系，也可以看做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的产物。

安史之乱虽然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却同时也给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朝野上下都希望能够吸取教训，改革弊政来达到中兴的局面。在这种诉求的引领下，白居易、元稹沿着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道路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状况，以达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

白居易在尚实的创作倾向中，他在写法上还务求倾盘而出，把话说尽，不留余韵”。这种创作倾向使得诗歌摒弃了盛唐诗歌的写法，出现了尚俗、尚尽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白居易晚年的诗歌中仍然是其主要创作倾向，他在退居官场后所做的那些闲适诗，都热衷于铺叙身边的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苏轼曾经评价“元轻白俗”就是指白居易这方面的内容。

同样，在中唐女服中也显露出相应的特色，中唐的女服向中原传统服饰的复归，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排斥“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受到了整个社会风气尚实的影响，女服顺应朝廷的需求，开始在服装上强化儒家伦理观念。

然而，女服虽然体现出向传统服饰的复归，但又重新出现了尚尽的特点，他们开始将服装变得极其宽大，甚至造成了行动的不便，对于布料的使用量也就大大提高，这和以俭治国的方针是不符合的，文宗即位后对这种服饰的尺寸进行了规定，但这种潮流已经蔚然成风，使得“诏下，人多怨者”。

唐代服装捕捉到了社会需求的嗅觉，对自身进行了改变，而元白诗派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这种尚实、尚俗尽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服饰如此，文学也如此，唐代服饰的变迁，与诗歌创作倾向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她们都是社会文化的一角，都可以展现时代的某种变化，而同时也可以借助服饰，来更好地理解诗歌风尚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只不过服饰更加直观和平民化一些。